时尚行业为女性构建了一个庞大数额的消费王国，但却没有为女性提供最有利的就业环境。确实，当时尚多样性这样的议题不断被循环往复提及时，我们看到了秀场上越趋多元的现象开始产生，但女性在时尚行业里的职场天花板并没有打破，从设计师到集团总监，甚至摄影师，在这些掌握着行业话语权的职业当中，女性的数量少之又少。
据 BoF 的报道，在2017年春夏四大时装周上展出的313个时装品牌当中，总共有371个设计师，只有40.2%是女性设计师。而这个比例在不同的城市又有不同表现，伦敦和纽约这两座城市则有更多的女性设计师；而在米兰和巴黎，这里拥有着全世界最多、资产最庞大的老牌时装屋的两座都市，则分别只有31%（米兰）和37%的女性设计师。
女性设计师依然是少数者。
更触目惊心的一点是，时尚行业看起来更像是葬送女权的地狱。从商业角度来看，时尚以最大程度的刺激力度来诱惑女性进行消费并以着装取悦男性；从历史角度来看，服装曾一度是束缚女性劳动的绊脚石。当然，时尚是社会的一种属性。当社会对女性有着极大的不公时，这些便也通过时尚得以反应。
但总有人在打破。
第一本女权报纸 《The Lily》 的创办人和编辑 Amelia Bloomer 在那个穿着束身装、紧身衣和连身长裙的年代，她做了一个惊人之举——穿起了裤子。
裙子最初是束缚女性的服饰，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裙装宽大又夸张，女性无法拥有运动的自由，甚至在行动时都需要男性的帮助。而裤子，便是解放女性身体的一个关键行动。但女性穿裤子，在当时引起了一阵恐慌。掌握着社会控制权的男性认为这会造成性别认同的失衡，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随后，在法国兴起了女权运动。维多利亚时期那些束缚女性的服装，慢慢演变成了 Coco Chanel 身上的职业女性套装，连发型的时尚也有了很大改变。在当时，女性着装开始讲求自由、解放。而 Chanel 创造出了女装夹克、短裤和利于行走的服饰。
60年代，随着战后经济的复兴，工人阶级的迅速崛起，在英国和美国，都迎来了青年文化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是一个充满反叛意识的文化活跃时代，音乐、时装、艺术都有着惊人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伦敦，便孕育出了独特的时尚现象，也被誉为「Swing London」。但同时期，有一位女性设计师我们无法忽略，那就是 Mary Quant 。
Mary Quant 肖像图 | 图片来源：VOGUE
她带领了女性脱掉了50年代那些厚肩大衣和塑身晚礼服，让女性能够大胆享受迷你裙(Mini Skirt）带来的乐趣和自由。而 Mary Quant 的创意也影响了许多设计师，像 Diane Von Furstenberg 和 Anna Sui 。
Diane Von Furstenberg 本身就是一个好强的人。她认为女性一定得有自己的事业，在她嫁给德国王子之后，她便开始经营自己自己的服装事业。而在这场婚姻最终失败收场后，她也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而是更加专心地发展这一份事业。
她的同名设计师品牌于1972年创立，她其后受到设计师 Clarie McCardell 的启发于1974年所设计的一条裹身裙（Wrap Dress）是70年代时尚的经典单品。裹身裙的设计类似浴袍，为女性带来了出行便利，并同时也十分衬托女性的身型。
这条简单的裹身裙之所以被视为女权主义的又一标志性设计，正在与设计本身给予女性身体的自由，没有多余的设计，没有繁复的纽扣。
从60年代末开始，西方女权意识不断觉醒，性解放运动席卷。早在1966年，Yves Saint Laurent 便设计出了女性穿着的无尾西服，这一具有男性风格的套装被称为「吸烟装（Le Smoking）」。
时隔十几个年头，一位德国女人再一次掀起「无性别时尚」风潮，并催生了如今大行其道的极简主义时尚。
在80年代，随着女性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职场高层，线条硬朗又象征权力的 Power Suit 开始流行。而 Jil Sander 自己作为一名职场女性，更是从职场女性的切身需求开始出发，并在服装设计上打破性别界限。
Jil Sander 曾表示，自己因不满当时的女装设计，所以在设计思路上也有意打破大众对女性服饰的刻板印象。她最终也著名时装编辑 Suzy Menkes 称为「时尚界的第一位女权主义者」。
同样在七八十年兴起的另一位代表女性主义设计的 Miuccia Prada 如今依然是这个时装行业尖端的精英女性。Miuccia Prada 是意大利著名奢侈品牌 Prada 创始人 Mario Prada最年轻的孙女，1978年，她接管了这一门家族的生意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把它发扬光大。她不仅是 Prada 目前的首席设计师，还拥有自己一手创立的品牌 Miu Miu。
在当时，女权主义浪潮在米兰掀起，Miuccia Prada 也成为了为女权运动发声和抗争的一员。对于她来说，时装早已不仅是一门生意，而是为女性话语权发声的有形载体。
Miuccia 在她的多个时装系列中，都有表达她的女权主张。Miuccia 曾邀请八位女性艺术家合作创作了 Prada 2018春夏女装系列，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描绘了强势的女性形象，「我所做的，就是透过服装这种具备日常实用性的方式来鼓舞斗志昂扬的女性们。」
另一方面，摇滚乐作为青年文化在八零年代也有了政治化的趋向。Vivienne Westwood 作为朋克时尚的始作俑者之一，最终也利用这一文化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工具。
她曾在2008年接受《The Guardian （卫报）》采访时称，「我认为人们支持女性权利是很好的，但女权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她们以某种方式考虑女性成为优越的生命。最后，他们只想成为男人。」她认为我们应该支持女性赋权，而不是一味在表面上模仿男性。
新世纪之后，「女权」这个议题开始变得广泛，随着大众对性别平权思维的接受度越来越高，也开始涌现出又一批「女性主义」设计师。
以都市风格和极简主义为人熟知的前 CELINE 设计总监 Phoebe Philo 便一直大多数人心中的「女权主义者」。
从2008年在 CELINE 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开始，Phoebe Philo 就为 CELINE 奠定了当代「极简主义」的风格，呈现出更强势有力的女性形象，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普世大众对于现代女性着装的方式和定义。也让人领悟到，女性穿衣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懂得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自信、洒脱和自在，这也是所有当代独立女性所呈现的价值观。
Phoebe Philo 也曾说过：「女人应该有所选择，应该穿一些自己感觉很棒的时装。我觉得 CELINE 背后大概存在一个政治主张，那就是女人应该走向世界，去做她们想做的。」
当然，利用时装表达女权，有时候也可以非常简单明了——比如，在衣服上印着带有「feminist」字样的 slogan 即可。Dior 的女装设计总监 Maria Grazia Chiuri 就是利用这种方法表达女性主义诉求的集大成者之一。
在进入Dior之前，她曾效力Fendi 10年、Valentino 17年，打造出了如Fendi Baguette（法棍包）、Valentino Rockstud（铆钉鞋）等经典人气「爆款」。2016年，Dior 宣布 Maria Grazia Chiuri 接替 Raf Simons 成为新一任创意总监，由此开启了女性设计师独挑大梁接管老牌时装屋的历史。
她能够成为 Dior 的设计总监，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难得之处，毕竟鲜少有女性设计师能够成为老牌时装屋的设计总监。
Chiuri 出生于70年代，在一个有着女权主义母亲的家庭中长大。那个年代正值女权主义热潮掀起，Chiuri 的父母鼓励她去上学、找工作，并且独立，而不是告诉她「你得结婚」，因此这种关于权利与平等的理念早已植根于她的心中。
作为 Dior 品牌历史上的首位女性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 自然而然地用现代化的语言和自身对女性化的定义，重新诠释这个以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化风格而闻名的经典奢侈品牌。
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亚洲女性设计师的缺席。
好在，八零年代日本设计师闯入巴黎的时代大背景下，诞生了川久保玲这位至今都被奉上神坛的先锋设计师。
她所创立的品牌「Comme des Garçons」，在法语里有「像个男孩」的意思。在外人看来，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女性主义的气息，而成名早期，川久保玲也常常被媒体视作女权主义的捍卫者。但她本人却极力否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也不对任何运动感到兴趣。
无论如何，她那些模糊了性别和女性身材曲线的服装廓形，也从侧面反映出解放女性的意识形态，将女性被赋予的传统定义全部打破，她认为，「女人应该借由自己的思想去吸引男人，而不是卖弄自己的身材，为了取悦男人而装扮得性感，再从男人的欲望中寻求自我的幸福。」
在中国，随着一大批独立设计师的兴起，近年来，表达女权主义的设计师也开始有所发迹。从中央圣马丁毕业的 Masha Ma 便曾在设计当中表达了女权的主题。
但女权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主张性别平权和男女平等，所以时装领域中的无性别时尚同样契合女权主义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的诉求。这一点，时尚圈的步伐便走得比其他领域更快。
但要打破女性在时尚行业甚至所有行业的职场天花板和诸多不平等对待，则有待加油。另一方面，我们要正视的一点是，女权主义的受益者不只是女性，它旨在打破既定规则，男性也可以从传统所赋予的社会压力中解放，诸如那些认为男性不应该柔弱的观点等等。
原文发表于公众号「MODELNOMY模特界」
撰文：Junjie Wang & Linzy Lam
编辑：Junjie Wang